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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95后美女韩迷疯狂追星,粉丝经济是一场精心设计的

近来,“打call”在网络上走红,被选入《咬文嚼字》“2017年度十大流行语”。“打call”究竟是何义?出自何处?又为何如此流行?

  近日,一位95后美女粉丝为了给来广州演出的韩国偶像增添人气,竟然花钱邀请一群聋哑儿童为偶像捧场。事情被传到网上后引起众多网友热议,有人称赞女粉丝的追星行为,既支持了偶像又做了有意义的公益事情,比那些脑残粉更理性;而有的网友则认为这是粉丝为偶像作秀,更有人质疑聋哑儿童怎么可能看得懂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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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粉丝集资追星,莫让“众筹”变“众愁

时间:2018年10月11日来源:光明日报作者:孙佳山 高寒凝

粉丝集资追星,莫让“众筹”变“众愁

  近期,随着一批粉丝偶像类网络选秀节目的热播,粉丝集资为偶像投票应援的现象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些集资行为,因所涉金额巨大且时有诈骗案件伴生,一时间出现了种种乱象,并呈现出屡禁不绝的态势,亟待规范整治。

  粉丝集资应援随着“粉丝经济”的产生而产生,是现代偶像文娱工业的产物。在我国,粉丝集资应援现象的大规模出现,大致始于2005年由《超级女声》等电视选秀节目所引发的追星热潮。当时,为了支持自己喜爱的选手,“超女”的粉丝们曾多次以集资方式筹得巨款,大量购入短信投票名额,帮助偶像不断晋级。同样是在2005年前后,韩国的一些娱乐公司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借助互联网,韩国娱乐行业将其成熟的粉丝管理经验引入我国,粉丝集资购买偶像专辑、电影票、向偶像赠送礼物等流行于韩国、日本的应援式追星方式,也由此在我国逐渐普及开来。通过百度贴吧、微博、微信群、Owhat等互联网平台发起的集资应援行为,其影响力、辐射范围和监管难度,非线下应援活动可比。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我国本土的“粉丝经济”,在不知不觉中崛起,形形色色的粉丝集资应援行为,早已遍布各种粉丝群体的应援活动中。粉丝应援的本质是粉丝以众筹财物的方式,主动参与到偶像的运营活动中。这些应援集资行为通常可分为几类:第一类是包含实物回报的,例如出售专辑、电影票或制作贩卖手机壳、照片等周边商品,将所得利润用于支持偶像的相关活动;第二类并不提供实物回报,但承诺将募得的资金用于支持偶像的相关活动,例如选秀投票、向偶像赠送礼物等;第三类便是以支持偶像为名义筹集资金,承诺提供若干实物或非实物回报,然而却并不兑现的诈骗行为。

  在实际操作中,因集资平台的内部管理与资金规模并不相匹配,不少粉丝的集资屡被犯罪分子利用,成为一些人敛财牟利的幌子,像上述第三类表面打着应援集资的旗号,实则干着诈骗违法勾当的行为越来越多。例如,2016年,为了给日本某偶像团体成员投票,就有粉丝在百度贴吧等网络社区筹集数百万元人民币,然而最终投票结果却与所筹款项存在较大出入,组织者被怀疑侵吞票款,影响极其恶劣。而在近期结束的某粉丝偶像类网络选秀综艺节目中,某选手的粉丝为了购买视频网站的会员给偶像投票,通过第三方众筹集资网站,共筹得总额超过1000万元的资金,可投票后却仅能提供十余万元购买视频网站会员的票据。类似的案例近年来数不胜数,涉及金额或大或小,一些案例虽引发一定的关注,但多半不了了之,受害者的经济损失也很难追回。

  粉丝集资参与应援活动,之所以会陷入监管和维权的双重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这类粉丝应援大多依托互联网平台,如百度贴吧、微博社区、微信群、Owhat等第三方众筹集资平台,组织者具有一定的匿名性,追查其真实身份需要借助公安机关,维权成本较高;另一方面,此类诈骗的受害者中,通常存在着相当比例的未成年人,他们在受骗之后一般不愿声张,即使试图报警,通常也不了解正确的维权渠道。

  针对当前这种扭结的现状,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粉丝应援中可能存在的诈骗行为,给出具体的惩治依据,并向受害粉丝尤其是未成年粉丝,提供清晰明确的举报渠道和必要的法律援助。与此同时,应规范粉丝参与的偶像形象运营活动,对于能够主动公开应援账目、明确资金流向和具体使用情况的粉丝团体和艺人,可通过颁发行业性的荣誉奖励予以充分肯定,从而形成良好的行业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专门为粉丝应援活动提供中介服务的第三方众筹集资平台,对相关诈骗行为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近期发生的几个案例显示,第三方众筹集资平台,非但未有效遏制相关诈骗行为,反而为其大开方便之门。第三方众筹集资平台屡屡援引“避风港”原则,声称自己只是提供了网络服务,不应承担相应的监管责任。这种将风险完全推给参与应援粉丝的说辞很难站得住脚,因为这些平台从粉丝的应援集资中获利巨大,所以不能只获取利益而不承担责任。电商平台对假货负有甄别责任,网络出行平台对网约车司机负有管理责任,第三方集资平台同样也对粉丝应援活动中的资金流向负有监管责任。

  相关的第三方众筹集资平台,应履行好资金监管的主体责任,让应援活动资金流向更加透明,让资金的使用更加正规化。具体而言,应完善审核机制,对应援活动发起方的真实身份、资质、征信记录、活动本身的可行性等予以全面评估,进一步提高准入门槛;针对未成年粉丝,应设置更多付费验证步骤和监护人知情渠道;而对于已筹款结束的应援活动,要仔细核查资金流向和相关票据等情况,对于存在异常的应援项目,可延长支付周期或及时冻结资金并应尽快报案,尽可能挽回粉丝的经济损失。

  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为粉丝与偶像间的高频互动提供了便利,也令双方关系中的“伴生”属性加强,如今一些粉丝不只是崇拜偶像,也更期待与其“共同成长”,期望通过自身贡献在粉丝群体中获得认可,这是粉丝文化、追星文化在网络时代的新表现。正是这种文化为粉丝应援活动中的诈骗活动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因此,我们也呼吁追星路上的粉丝,应该少些疯狂,多些理性,莫让集资追星路上的“众筹”变“众愁”。

来源

  自费邀请聋哑儿童为偶像捧场 追星公益两不误

近几年,粉丝经济逐渐成为中国娱乐产业的核心商业模式。前有《偶像练习生》《创造101》等偶像养成节目大热,后有梅格妮屠榜iTunes引来全网争议。

“打call”源于日本,是指偶像在演唱会上表演时,粉丝们根据偶像的表演做出一系列打气动作,包括跳跃、拍掌、挥动手臂和跟着节奏喊口号等,以示鼓励、支持。在日语中这种行为叫作“コール”。后来这种追星文化在国内也流行起来,由于“コール”与英语中的call谐音且义近,所以流行到国内后就用call代替。为了适应现代汉语词汇双音化趋势,且受到现有追星文化中“打歌”、“打榜”等词的影响,就在其前加上“打”字,创造出“打call”这一表达方式。这个意义的“打call”最早是在粉丝当中高频使用。

  说到粉丝追星,许多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疯狂如斯的人群和歇斯底里的尖叫,但广州一位95后美女粉丝的追星方式却非常另类,他居然邀请聋哑儿童为自己偶像捧场。据了解,这位年轻漂亮的女粉丝是一名大学生,平时热衷于参加校园公益团体,颇具爱心。同时她非常喜欢韩国明星,追星花了很多钱,这次她喜欢的明星来广州演出,她就想用行动支持偶像。

从时间线看,中国饭圈文化主要受日韩影响,投票、打榜、做数据、控评被认为是饭圈人士的自我修养。但近年不时爆发出的饭圈内外的舆论冲突,也使得圈外人对后者多是负面评价。

意义及用法

  因为之前在韩国看过偶像的涂鸦秀表演,女粉丝认为非常适合聋哑儿童观看,于是自费邀请这些小孩去现场观看演出,既支持了偶像,又做了有意义的事情,一举两得。这些聋哑儿童对此次观演经历也非常开心,还和美女姐姐合影留念,感谢她的邀请。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粉丝能够理性追星,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面对记者的采访时,女粉丝说出了自己做这件事情的初衷。

这也让我们不禁思考,国内的饭圈生态是如何形成的?其狂热甚至非理性特征,是否独有?对比欧美粉丝文化,我们或许能够找到一些答案。

随着“打call”的高频使用,其使用人群不断扩散,适用范围逐步扩大,不再局限于粉丝在演唱会现场的行为,也可单纯表示对某人的鼓励、支持,如:“为中国女排疯狂打call!世界女排大奖赛开战在即!”在对某人鼓励与支持的同时,也必然含有对其的肯定、认可,所以“打call”逐渐也可以用于表示对某人的肯定、认可,如:“一口气看完21集《猎场》,为胡歌打Call”。“打call”的对象范围进一步扩大,可以表示对某物、某事的肯定、认可,如: “为你们用科技手段化解矛盾打call”。如上各例,“打call”后一般不能直接加对象,而是要用“为××打call”。现代汉语中有些不及物动词会有及物化倾向,“打call”也如此。最近在我们观察的语料中就有少量“打call”直接带宾语的用例,如:“业内大佬集体打call‘星空墅’”。“打call”还可以单独使用,如:“把盆栽打扮成礼物,简单又好看!打call”。

  粉丝行为惹争议 聋哑儿童如何看演出?

欧美粉丝追星也疯狂

  如今,粉丝追星的行为越来越疯狂,有人花巨资承包广告牌帮偶像上头条,有的粉丝直接送百万豪车吓跑明星,还甚者追星一年花掉一套房,更遑论那些打飞的陪偶像跑演唱会、各种集资为明星生日应援的专业粉丝会了。粉丝追星似乎成了一种病态的炫富攀比,令常人难以理解,脑残粉一词也由此诞生。

欧美粉丝文化由来已久。有人说,欧美粉丝个人主义较强,不会将太多时间浪费在追星上,而中国粉丝恨不得24小时在线追星,且异于日本粉丝偏爱私藏,中国粉丝集体荣誉感极强,喜欢抱团干大事。

  而这次女粉丝请聋哑儿童为偶像捧场的事情也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网友的广泛热议。有人认为女粉丝的行为值得称赞,追星很理性,支持偶像演出的同时还能想到做公益,不仅为偶像捧场增粉,还提升了明星形象。而有的网友则觉得女粉丝是为偶像作秀炒作,还质疑请聋哑儿童去看演出太扯淡,他们怎么可能看得懂表演?对此,据知情人士透露,女粉丝邀请聋哑儿童观看的是涂鸦秀表演,属于极富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就算听不到声音也并不妨碍观众欣赏演出。

集体主义当然只是原因之一。其实,欧美粉丝也不完全就是理性追星,在对粉丝群体的界定以及部分行为上,欧美粉丝和国内的饭圈有诸多相似之处。

首先,许多流行艺人的粉丝群体有自己的专属称号,例如,Lady Gaga的粉丝自称Little Monsters,Katy Perry的粉丝为Katy Cats,其他明星与粉丝群体的对应称呼,还有如The Killers - The Victims,Charli XCX - Charlis Angels,Nicki Minaj - Barbies,Rihanna - Rihanna Navy,Ariana Grande - Arianators,Demi Lovato Lovatics等。这些粉丝群体名称不仅仅是一个符号,更是一种身份标识,意味着这个群体比普通乐迷更加硬核。

由左至右、由上及下分别为Lady Gaga, Katy Perry, The Killers, Charli XCX, Nicki Minaj, Rihanna, Ariana Grande, Demi Lovato

其次,粉丝们同样会在明星的Twitter、Facebook Page等社交媒体上表达强烈的爱意,也会与人争执,甚至引起骂战。比如这位Barby就跑到Cardi B主页宣称Nicki才是最棒的,招致Cardi B粉丝们的集体声讨。不过从效果看,这场骂战倒也欢乐。

当然,更为极端的追星案例,也在欧美粉丝中真实发生过。

1980年12月,约翰列侬被早有预谋的粉丝Mark David Chapman射杀;1995年3月,歌手Selena Quintanilla-Prez遭粉丝俱乐部主席Yolanda Saldvar枪杀;2004年12月,重金属乐手Dimebag Darrell在演唱会上被狙杀;2016年6月,演出结束后在入口处签名的Christina Grimmie被枪杀。

因此,说欧美没有脑残粉,显然是个伪命题。

粉丝心理:通过偶像照见自己

关于粉丝文化的研究已经有不少,欧美多从媒介角度切入,认为名人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介与大众互动,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对此,Donald Horton、Richard Wohl提出了粉丝心理假说。

他们认为,不同于与名人直接接触和交流,大众对名人的认识常常是单方面、远距离的,这是一种拟社会互动,而粉丝对偶像产生心理上的依恋,便基于这种虚构的社会关系。

The Chainsmokers

当然,即便是想象的连接关系,也会对现实产生作用。有研究称,与朋友、情人、亲子、师生等其他社会关系相比,粉丝与偶像间的社会关系可以是不满于现实关系的补偿或替代,进而形成理想的自我形象。

也就是说,追星不单是一种社会关系,还是一种身份认同,粉丝通过对名人的镜像认识自己,塑造价值观。

具体来说,追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娱乐社交向的,表现为对偶像娱乐能力和社交焦点的喜爱,生活中大多数人的追星就保持在这一程度;第二层的追星表现为强烈的个人倾向,对偶像有迷恋、冲动的感觉,饭圈多属于这个层级;而极端的追星则更不理性,表现为一种边缘型病态迷恋。

当然,从欣赏到病态,追星也存在个体差异。更常见的追星行为,可能一开始是通过社交关系形成的。例如,因朋友的关系开始听某明星的音乐,随即产生感情,而随着时间推移,对明星的认知进一步加深并产生认同,作用于自我。

这时,他喜欢的就不再仅仅是音乐,还包括明星的整个人格及文化符号。在这个过程中,一系列程式化的粉丝行为会相应生成,包括强烈、反复的消费,收集和幻想等。

图片来源于:m.yxdown.com

以Lady Gaga为例,她的粉丝群体Little Monsters将自己和一般乐迷区分开来,并表示效忠于Mother Monster。

在大量语境中,怪物的涵义是负面的,诞生于将弱者边缘化、使强者正常化的意识形态作用,是同类中差异的象征。考虑到欧美青少年所处的社会环境,校园霸凌、同性恋恐惧症的持续存在使得不少年轻人不得不从别处寻求精神慰藉,而Little Monsters中有很多是青少年,与Lady Gaga的联系帮助他们度过了所经历的欺凌和边缘化。

我们都是那些在普通社会中不被接受的人,我们不是那些受欢迎的人,我们不是那些好看的人,我们不是那些穿着最好衣服的富人。从被遗弃、被贬为怪胎到重新定义怪物,Little Monsters找到了彼此,也找到了自我。

因为需要,所以追星。对粉丝来说,追星是自我观照的过程,现实生活中被孤立的个体因偶像聚到一起,产生强烈的群体认同,自我价值得到肯定。

真实与否,重要吗?

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粉丝与偶像间的联系。Twitter、Instagram、Facebook、Youtube等社交媒体的流行,使得明星可以绕过媒体、公关与粉丝直接互动,粉丝通过这些窗口直接与明星对话。

正如许多Little Monsters表述的那样,他们不愿从第三方获取来自Mother Monster的消息和新闻,而是依赖偶像公共与私人领域重合的社交媒体平台。即使淹没于千万追随者,Lady Gaga的每一条Twitter,都能让粉丝感受到强烈的共鸣。借助社交媒体,Little Monsters收获了亲密与真实。

不过,对于沉迷于想象关系中的粉丝,他们所感受到的亲密与真实是否只是一种自我陶醉?实际上,粉丝对偶像的理解终究是主观的,更会因偶像的变化在粉丝群体内部造成分裂,偶像一直是这样的偶像是真实的等说法,也是基于粉丝设定的何为真实的一个标准。

举个例子,Lady Gaga的专辑《Cheek to Cheek》推出后,粉丝群体内部产生了两极分化。有人认为Lady Gaga一直以来都走流行路线,这张有着爵士元素的专辑不是她风格,也有人认为Lady Gaga的音乐品位是正统的,她生来就是爵士音乐人。

Lady Gaga Tony Bennett《 Cheek to Cheek 》Tour

其实,这一真实悖论正是粉丝模糊了自我与所迷恋对象界限的结果。当粉丝将自我意识叠加在明星身上后,对他们而言,偶像是最真实的,哪怕这种真实并不客观。

借用《乌合之众》对群体的描述,人们需要榜样,需要模仿。猫王的粉丝通过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来模仿他,同样,王菲的中产阶级女性粉丝将偶像视作亚洲女性叛逆气质的象征,在社会规则与对规则的否定中寻得精神的出口。

通过追星,粉丝创造出一个多元化的想象空间,并从中获得动力,建立自信,何尝不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粉丝经济在中国

互联网时代以前,粉丝群体更多是基于兴趣的文化构建,我们很容易在科幻领域找到有关粉丝文化的起源及其演变等相关研究。时至今日,全新的互动方式解放了粉丝能量,更便于参与其中和二次创作。这时,粉丝并非被动消费,他们同时也是创作者。

商业角度来看,特别在东亚,我们看到的是自产自销面向粉丝的偶像工业,粉丝开始成为被讨好的对象,粉丝文化也发展成为一种对偶像的集体占有。

2018年上半年,《偶像练习生》《创造101》的爆红,开启了中国偶像团体元年。视频平台与经纪公司联合打造的流量偶像,无论人气还是商业价值已经直逼更早前的TFBOYS、归国四子等流量艺人。

偶像练习生

不过业内也有人认为,这些新兴偶像的流量再高,也有注水的成分。根据知微数据发布的一篇文章分析,蔡徐坤微博转发明显注水,9条微博总转发量达1.3亿次,其中仅有7953个粉丝的账号带动了近3000万转发。聚众刷数据,成为粉丝经济一景,也是被圈外诟病的原因之一。

此前,界面文化也从性别文化的角度对当下的偶像文化作出了解释。文章认为,表面上她经济使得女性地位崛起,大量弱男性气质的小鲜肉得到女性粉丝的追捧,粉丝心甘情愿为偶像奉献爱的供养,而实际上,这一模式更像是对父权意识的复制,是一种商业包装下的位置消费。

文娱产业在中国的发展时间还很短,对比欧美明星与我们的流量明星,同样是包装,明星的作品、个人气质、能力是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这里面,粉丝的一厢情愿,有多少依附于明星,又有多少是明星背后的商业操纵?这些都关乎整个产业的持续运行。

粉丝的想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利用这种想象的既得利益者。如果将追星视作粉丝的自我欺骗,那么,诱导粉丝自愿为偶像花钱,难道不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结语

在消费社会,文化是一种消费品,偶像也是。今天的人们很难说自己从未喜欢过什么,这是一个人人即消费者、人人即粉丝的时代。从产生好感到深深迷恋某个明星,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

当社交媒体将粉丝对偶像的镜像认知放大,并能够成为明星及其背后利益方强调和巩固双方联系的工具之时,我们每一个消费者都需要清醒认识到粉丝迷恋偶像的本质,警惕被商业操纵。在对符号意义的追寻以及自我认知的过程中,我们希望,一切都不是一场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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