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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真事,现实主义

中国电影迎来了一部现实主义佳作。《我不是药神》于7月5日凌晨起正式在全国上映,但在此前的大范围点映中,这部影片已经收获了爆棚的票房和口碑。其市场表现超出主创团队的预期,也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在影视界一片架空历史、脱离现实、玄幻穿越的风潮中,《我不是药神》的脱颖而出,很自然被人贴上一枚“现实主义”的标签

期待更多讴歌英雄的“真人真事”大片

时间:2018年12月03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刘青

  电影《中国机长》项目于近期宣布主创阵容,受到广泛关注。该片从立项开始就吸引了众多目光,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商业大片,取材于被誉为“民航史奇迹”的川航备降事件。无疑,这一事件可以说是一个现实题材大“IP”,该片的拍摄也让人倍加期待,相信是一部能够讲好中国故事的大片。

  “真人真事”一直以来都是影视创作较为青睐的题材。这类题材的影视作品能让观众有更多想象的延伸,对于产生社会价值也有很好的催化作用,尤其是像《中国机长》这类褒扬英雄精神的电影。然而一段时期以来,IP火热,畅销文学、戏剧、游戏作品等纷纷涌入电影市场,玄幻片、奇幻片、盗墓剧、古装剧等大行其道,而现实题材作品因为种种原因少人问津。实际上,社会生活才是文艺创作的源泉,也是文艺创作的富矿,其中有着挖掘不尽的题材。曾经有评论家质疑,为什么我们的影视剧总是热衷于宫斗、玄幻等题材?现实生活中有大量可供挖掘的彰显着中国精神的人和事,例如我们的英雄人物、科学家等等,讲好他们的故事就是在讲中国故事。对此,笔者深以为然。应该说,近期,银幕上涌现出了越来越多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我不是药神》等“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影片也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这是令人振奋的。

  拍摄方选择一个类似于《中国机长》这样有号召力的、群众基础深厚、歌颂典型人物典型事件的“IP”,可谓有了创作好故事的基础。不可否认,当前存在着一些“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国产影视作品拍得“真实”,却难以感人的现象。究其原因,还是故事没有讲好。笔者以为,创作好故事很大程度需要影片对真实事件进行提纯和典型化。典型性来自于普遍性,把主旋律电影做成有情怀的电影,才能打动更多观众。近年来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国产电影中,《解救吾先生》《亲爱的》《千钧一发》《我不是药神》等成功之作,它们的共同点是讲究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看待个体与社会的发展,通过对人物心理细致的刻画和对现实生活如实的反映以点带面,强调作品的时代性,反映人物的生存状况和精神面貌。另外,作为走商业路线的现实题材影片,“叫座”亦是需要完成的任务,因此需要遵循成熟电影工业的一整套保障“叫座”的流程,从剧本的创作到主创的选择,再到拍摄和后期制作等等都要精益求精。

  好莱坞曾拍摄过一部同类型作品《萨利机长》,讲述英雄机长在壮举过后要承受司法及通过科技手段检验其当时行为的压力,影片播出后深受世界各地观众的喜爱。对于《中国机长》,相信片方看中的也不仅是其成为国人耳熟能详的英雄故事这一广泛效应所能带来的影响。笔者以为,《中国机长》可以借鉴相关成功经验,包括借鉴IP电影市场化经验、商业类型片经验,并结合当代中国的时代特色进行创作,制作出一部讴歌时代英雄的优秀作品,从而让越来越多的观众支持和喜爱这类题材。

  纵观近几年的中国影坛,一些现实主义影片票房喜人,展现出新时代中国电影市场回归现实题材的新气象。现实题材创作与商业片模式并不矛盾,关键是吸取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在关注影片内容主旨的同时也要进行艺术形式上的创新,根据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不仅要通过对典型人物的塑造、典型环境的勾勒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感同身受,还要增加符合电影规律的艺术魅力,兼顾当下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欣赏口味,使内容和形式完美结合,创作出观众喜闻乐见的电影。我们期待更多“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大片。

电影《我不是药神》在不久前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进行点映之后就收获了一片赞许,甚至有不少观众将其列为“年度最佳影片” 。六月底该片在部分城市的点映场,竟已形成与其他热门影片竞争票房之势。近日,影片提档公映,首日票房便突破3亿元,同时收获良好口碑。这并不令人意外,科班出身的文牧野导演加上近年来在中国电影市场上颇受瞩目的主演徐峥、监制宁浩加持,再辅以一众实力演员火候精到的表演,为影片的成功提供了质量上的保障。

中国电影迎来了一部现实主义佳作。《我不是药神》于7月5日凌晨起正式在全国上映,但在此前的大范围点映中,这部影片已经收获了爆棚的票房和口碑。其市场表现超出主创团队的预期,也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影片讲述了一个根据真实事件改编、震撼人心的故事,主要聚焦于一个普通人,并试图通过对他心路转变的刻画来突出叙事的戏剧张力。本来经营着一家“印度神油店”的个体老板程勇从以走私药物向病人牟取暴利,最终走向每月自愿倒贴几十万元为病人代购的心态转变的描写,就使这种张力克制于单个角色之中但又不为其所牵制,继而使影片形成了通过主人公辐射于其他主要人物并试图吐纳包藏社会现实、描摹万象百态的“容器” 。意义驳杂、内涵丰富的要素在这个“容器”中交互冲撞,不但让观众的情感在这种对撞的张力中产生,更能够将影片本身规训在一个不溢出现实主义框架的范围之中。

在影视界一片架空历史、脱离现实、玄幻穿越的风潮中,《我不是药神》的脱颖而出,很自然被人贴上一枚“现实主义”的标签,也成为相关话题讨论的核心聚焦点。这当然没有错,但如果只是片面强调它现实主义题材这一点的话,可能反而会忽略掉它的艺术价值。好的艺术当然来源于生活,但更要高于生活。艺术有其内在规律,它不是对生活的简单再现,而是以艺术化的语言和手段,建构、重塑和阐释我们的日常生活,为它增加人文的温度和思想的深度,拓宽、挖掘人类精神世界的广度和深度,进而赋予生活新的价值。

举例来说,程勇与“黄毛”两个角色聒噪与沉默的反差对比即是最佳例证。这一组广义上能够归纳在“父子”框架下的人物关系,包含了这种类型片一般性架构中从“弑父”到“释父”的基本段落。“黄毛”对程勇从认识、误会转而施以援手,使这一角色的心理内涵在剧情的推进中渐次丰富起来。关键之处在于,与他对标的“父亲”形象程勇并非是一个稳定的客体,并不是拥有绝对威严、处于指导地位的存在,程勇亦是在为了留住孩子与老父的绝境中以赚钱为要义、受到同伴之死冲击转而无私奉献的艰难蜕变中与“黄毛”维持着一个相对位置,这就令这两个角色在互动的过程中各自的意义与内涵发生了交集。尤其是在港口夕阳的段落中,程勇与“黄毛”笑容特写的交替意味着两个角色意义传导的完成,而一向沉默冷酷的“黄毛”高兴地学狗叫则为他的“返童”行为进一步确立了这种“父子”框架。两个角色心理的交互与流变填充了银幕内部的戏剧张力。

《我不是药神》取材于社会真实事件,故事情节也没有什么脑洞大开的“无巧不成书”。但到了电影这里,之所以能让那么多人泪洒影院,引发那么大的社会讨论,就是因为现实题材经过电影艺术语言和艺术手段的创作之后,以情感打动人心,以提问引发思考,以法、理、情的多重困境,甚至是难以化解的伦理悖论,触发人们讨论甚至争论的热情。艺术的独特魅力和功用,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令人感到欣喜的是,程勇的人物形象突破并重塑了徐峥以往滑稽剧式的角色风格特性,在更大层面上将这一角色置于现实主义正剧的表达范畴中。这种几乎打破观众对徐峥表演预期的处理方式,使程勇与徐峥此前饰演过的猪八戒、徐来等角色之间形成了强烈张力。虽说如此,喜剧元素仍在本片的各个段落中点缀,并不至于使徐峥的银幕形象系统在瞬间产生断裂与落差。因为,片中喜剧的笑的深处构成了悲剧之力的“隐秘的泪” 。

日常生活看似平淡无奇,实则静水流深,它在不动声色之间处处暗流汹涌、震撼人心。因为,人类生活常常置身于困境之中,困境推动着人性的展开,成就艺术作品的戏剧和情感张力。当然,戏剧的张力未必就要来源于善恶的冲突对决,最耐人寻味的悲剧往往反而是善的冲突。事实上,在《我不是药神》里,我们很难找到反派,也找不到反面的邪恶势力。现代药品的研发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而且研发周期长,科研和市场方面的风险都极大,需要高额的市场定价、严密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保护,才能保证药品企业研发和经营的可持续性,更好帮助人类克服更多的疾病和伤痛。当现代医药面临的这一困境落实到普通患者个人身上时,伦理悖论就更加尖锐激烈。

例如,程勇最初因生活所迫从事药品走私,发横财之后立刻露出了一副拜金的嘴脸,甚至在歌舞厅“甩大钞”逼迫男服务员跳舞;然而受到朋友之死刺激后,为病人不计本利代购药品的程勇,在面对曹警官的质询时却摆出一副唯利是图的大款姿态,并反问他“卖假药很赚钱吗? ”曾经作为程勇真实一面的唯利是图、利欲熏心的形象,在此却成为保护他良善之心、掩护病人生命线的“伪恶”面具。这种在人物角色内部建构不同的心理层次,并向外与该演员所饰演的其他角色形成对话场域的做法,不仅使这一现实题材影片颇具反思意识,更以这种谐趣却又不失厚重的手段探索了当代中国喜剧电影触及悲剧的边缘。

在影片《我不是药神》里,青年演员王传君饰演的慢粒白血病患者吕受益是一个毫不起眼的普通市民,过着卑微而懦弱的生活。然而,当电影的镜头聚焦在他的身上,透过那些平凡、琐碎、不足挂齿的生活细节,观影者情感的触角,早已被深深卷入影像之下汹涌澎湃的波澜。他甚至没有一处过激、张扬的表演,没有所谓的戏剧高潮,但在永远的谦逊卑微里,却让人“于无声处听惊雷”,感受到巨大的情感张力。面对这个年轻生命留下的黑白遗像,那种来自命运的重击,怎能不让人唏嘘惋惜、潸然落泪。

正是因此,影片在风格上极易令人联想到具有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韩国电影,但本片与它们呈现出的最大不同之处则在于更加谨慎地处理了批判与建设的关系,亦没有陷入到一种抽象的人性论中去。与题材相仿的美国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相比, 《我不是药神》在节奏把控上虽略显出青年导演的青涩,但是创作者却有意识地规避了前者歌颂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以及控诉权力机构、社会体制等核心议题。 《我不是药神》中曹警官与程勇之间从疏离到谅解的过程贯穿全片,恰强调了作为引导力量的中国政府在回应民间诉求、消弭民意裂隙的有效存在,并以此为前提在作品中进行批判与建设。需知,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中,批判和建设是紧密联系的,对假恶丑进行批判的目的,就是为了召唤建设真善美的精神力量,倡导人间正义的追寻与正面价值的弘扬。

影片中的几个主要角色各自陷于自己的人生困境之中,承担各自命运的重量。这里有疾病伤痛,有中年危机,有公平正义,有家庭伦理,当然也有幸福和欢笑。它们交织共振,谱成了一部社会和生活的交响曲。而且,每位个体都成为一个辐射源,往外一层一层辐射,对人性、命运、家庭、社会、法律和制度提出一系列追问,在充沛丰富的情感之外,增添了冷峻的思想深度。

影片中瑞士药厂的中国代表是唯一的反面人物,他不仅在媒体上提出消费者“吃‘假药’将会致命”的说法,而且还干扰执法人员办案。他面对抗议的病友毫无恻隐之心,反而不断地在他们的求药之路上制造障碍。结尾处,服刑期满出狱的程勇从曹警官处得知曾经的“天价药”已被纳入“大病医保” 。这时,一种以国家行为代替市场行为,以改革发展为动力与人民群众为中心的国家形象呼之欲出——这正是本片在批判一种历史的社会现象时保持克制,又同时努力树立与建设正向价值导向的可贵之处。

文艺作品要讲好中国故事,必然呼唤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我不是药神》为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那就是要讲中国故事,更要艺术地讲好中国故事。在这部影片中,尽管上海的街景,偶尔一两句上海话的俏皮对白让我们倍感亲切,取材于社会新闻的故事原型也让人倍感接地气,但真正打动情感、震撼人心的,还是它所蕴含的情感力量、人文温度和思想深度。这部影片的爆红,也许会引发一轮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的勃兴,但愿在后来者的创作里,并不是只有对“真实”的再现,而忘记了文化艺术的真正精髓。

《我不是药神》的叙事主题与题材选择策略,至少为当下中国电影产业和创作提供了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一,中国的中小成本影片创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本世纪初中国电影全面产业化改革以来,中国电影的票房重仓始终集中在大片上,中小成本影片始终难以在院线市场上崭露头角。例如,在中国电影票房增速达到历史最高的2010年,大片的绝对优势与中小成本影片陷入困境的“马太效应”后遗症至今影响未完全消除。后来,中小成本影片以青春片与喜剧片夹攻的策略暂时奏效,形成了一定的影响。然而随着同质化竞争与单调的内容复制,大片称霸的2017年市场上有票房影响力的中小成本电影几乎难觅其踪。 《我不是药神》不仅从现实主义创作的维度对故事内容进行深挖,并以与众不同的“悲喜剧”呈现方式试图在缺少外部竞争力量的暑期档突围,是其他中小成本影片足可借鉴的思路。

(作者:封寿炎,系媒体评论员)

其二,则是现实题材影片的类型化问题。此前,大部分现实题材影片基本上分为两类,一是走向曲高和寡、追求艺术表达的艺术电影之路;二是成为墨守成规、循规蹈矩的宣教说理式影片。虽说也有一批反映时代精神的影片问世并获得了良好的口碑与票房成绩,但是《我不是药神》处理“陆勇案”这一并非典型正面的真实事件的难度,远比其他现实题材影片更大。简言之,该片采用了保留真实事件中与正向价值观合拍的核心部分,其他要素全部集中为核心主题服务的类型化的创作方法。这种在类型杂糅下得以规制的多元主题面向,为影片营造了未必更广阔,但一定更深层的表意与解读空间。诚如影片中通过官民合力改变“天价药”的医药生态那样, 《我不是药神》的现实题材创作策略对中国电影生态的进一步完善,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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