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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与右之争,农民保守

权利也许是更好的观察角度,包括经济的权利、社会的权利、政治的权利等。或者说,农民是先进还是落后不重要,重要的是农民是否应该有这样的权利。晚近以来,中国农民主张自己的权利,成为冲击既有制度体制的有生力量,或者说成为改革的推动者,这应该成为观察思考农民问题的重要角度。从这个角度看,对传统的“农民保守论”需要做出理论的检讨批判。在过往的改革经验总结和农民研究中,这种检讨批判还非常不够。中国的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农民的改革,中国的农民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改革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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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和原则,在具体的社会政策导向上,左派与右派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右翼通常强调依靠自由市场经济,相信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供求关系来调整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由此来促进社会的生产和交换。他们也强调限制政府权力,尽可能让社会来办事业、搞经济、从事管理。而左翼则较多强调平等,主张较为平均的分配经济,因而强调较高的社会福利,在某种意义上是劫富济贫。左翼思想甚至强调某种集体主义的政策取向,其极端表述在西方即是所谓社会主义的主张,即实行某种形式的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发展公营事业。

   内容提要 当下中国社会政治改革讨论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层面的复杂对抗的态度,是中国社会分层矛盾积累的结果,是社会危机“症候群”的反映。这也表明,中国社会的分化远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中间阶级结构,而是沿着极化的趋势,使阶级(阶层)关系充满着紧张的性质;这种紧张的阶级阶层关系反映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是官民矛盾的加剧,尖锐的官民矛盾导致“维稳”刚性需求的增长,一方面限制了官方政改的空间,另一方面反过来刺激了民间(互联网)政改讨论的过度活跃。 由于阶级关系和官民矛盾的尖锐化,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备受掣肘,发育严重不良,因此无法形成稳健中庸的公民文化来支持建设性的政改讨论。对现阶段的中国而言,所有的“主义”都应纳入治理的视野,在保持思想的张力的同时,克服各自相互攻讧表现出来的戾气或局限,为中国的持续的稳健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提供建设性的批评和指引。

当下中国的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需要调整观察农民的基本思路,不应该总是用先进还是落后这样的视角去看农民,包括也不应该总是用这样的视角去看其他社会群体。把关于国外农民的判断照搬到中国农民头上,把关于过去农民的判断照搬到当代农民的头上,且不说既有判断未必正确,即便正确,如此套用也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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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自由主义思想阵营之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在理论上有一部分与自由主义中的保守派和激进派相重叠,如休谟和柏克就处在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的保守派之间。保守主义者或者是既反对自由也反对平等,或者只强调自由而否认平等,他们大多以维护传统价值观和社会连续性为幌子而反对平等自由的现代诉求。激进主义或极左派则以平等压制自由,以批判自由经济的社会后果特别是贫富不均为由否认基本的公民自由,而所开出的社会纲领或者是无政府主义,或者是全能政府,或者以空想的全面的大民主代替现实中有缺陷的民主,因而其结论几乎都离不开乌托邦主义或极权主义。所谓后现代思潮大致也可归于这一派,只是一般不遵循正常的逻辑和理性思维。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从不同的侧面抨击自由主义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原则,这两种非自由主义的思想与自由主义者内部的保守派和激进派在理论上尽管有一定的重叠关系,但却存在着重要的差距,主要在于是否承认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第二种主义是民粹主义。在社会运动史上,较之自由主义内部有相对明确的自我认证,民粹主义的主体并没有特别清晰的边界,这导致了所谓“农民民粹主义”、“农场主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民粹主义”甚至是“政客民粹主义”等主体各异的界定[5]。在主流意识形态中,民粹主义本来只是代表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浪漫主义主张而受到批判,但在当下中国社会,民粹主义成为人们关于那种诉诸底层多数民众为社会公正采取激进行动的指称。这和民粹主义基本不信任那些充斥于国家官僚机构、大学机构、金融机构中的精英人物,认为他们不仅腐败专横,而且缺乏智慧的思想倾向是联系在一起的。民粹主义以赞美底层人民及其美德、抨击资本对劳动的强制和资本主义的罪恶、揭露社会黑暗和不公的道德形象出现于 90 年代以后的中国,在那些失去土地、失去工作岗位、从原有形式上的主人公地位被抛入社会分层体系底层的弱势群体的人中有很大的感召力,事实上,中国的民粹主义是社会急剧分化、贫富悬殊、分配不公、腐败盛行而导致普遍怨愤情绪的产物。民粹主义的政治诉求以社会公正为旗帜,要求打破现有社会经济格局,改变现有权力结构,反对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维护多数人的尊严和生活,兑现宪法关于工农联盟、人民主权和领导阶级的承诺,和自由主义形成尖锐的对立,也和官方的政改构想和官方试图维护的既存的政治结构形成严重的冲突。

从另一个角度看,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原本是无法用先进或落后来表述的,也不应该用先进或落后的思维去推断想象。比如说,农民为了吃饱饭而坚持分户种地,这种表现是很难用先进或者落后来表达的。总不能说,一切听从安排就叫先进,有了自己的主张就叫落后。这样的逻辑显然无法成立。问题在于,他们有没有主张这些权利的权利,如果有这种权利,那么,无论怎样说都不应该由此而指责他们“落后”。因此,不论是决策者,还是研究者,大可不必为先进或者落后的问题而纠结。

   在现实的改革进程中,农民与中国改革的内在关系,集中体现在几个重要的关系层面上。或者说,正是这几种关系,直接地展现了当代农民在中国改革中的作用方式。本书主要归结为五种关系,主要是:农民与高层政治的关系、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农民与村庄自治的关系、农民与乡村建设的关系、农民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翻转角度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当前的阶段,国家要处理好与农民的关系,需要从这个的层面做出具体而实在的努力,或者说是展开深刻有力的制度创新。本书的基本内容,就是围绕这几个基本关系,讨论国家如何处理农民问题,或者说是如何正确对待农民。

自由主义不是整齐划一的思想派别,其内部大致分为右翼与左翼,保守与激进,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势力相当大的中间派。保守派一般强调自由而把平等置于从属的地位,他们更看重公民从事生产、创造、拥有财产和言论及信仰的自由权,而不要求政治参与和经济结果的平等,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大多主张小政府大社会,是倾向精英政治的共和主义者和程序正义论者。激进派则把平等放在首位,认为公民政治权利和某些经济结果上的平等是规范性政治哲学的根本诉求,当然他们从不否认自由的重要性,只是认为自由不是绝对优先的,在平等与自由的关系中,平等优先于自由,在程序正义之外还要兼顾部分实质正义。法国的卢梭、美国的杰弗逊、杜威大概可归入这一派,社群主义者大致可以算作这一派中的特例。而更多的主流的自由主义者则是介于保守派与激进派两者之间。从此尺度来看,罗尔斯和德沃金属于中间偏左的自由主义者,而哈耶克和诺齐克显然属于右翼的保守派。但这些都是自由主义者内部的差别,因为他们都没有违背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如个人主义、个人权利至上、公民自由、共和主义、民主和正当对善的优先性,等等。

第三种主义是国家主义。在目前的中国,似乎还没有哪一种政治势力声称自己是“国家主义”,这和民国时期“国家主义者”不同,他们伸张国权,维护传统,发展民族文化,国家主义的名称表达的是民族主义的纲领。当下的国家主义被反对者冠名为“民粹威权式的国家主义”[6],撇开这些限制修饰词,它其实是强调现代化中国家主导作用、发展国家能力、提高国家自主性的一种现代国家政权制度建设的主张,在这个基本取向主导下,它对社会公正、中央集权的确赋予更多的关注。其中,国家能力是关键词。国家能力包括国家的赋税能力、调控能力、强制能力和合法化能力[7]。国家主义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中央集权国家的权威基础、行政效能、法律统一若被削弱,绝对不是现代化的福音,而是“封建化”的凶兆。另一个基本判断是,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因为结构和秩序进入了一个时移世易的阶段,中央集权国家面临分权化改革的强大压力,充满着危机和变数。因此,必须在制度上健全完善国家的政治、行政、法律的统一性,在资源配置上保证国家的主导地位,在行动上加强国家的自主性,在价值上维护国家的道义和象征。国家主义无疑和官方主流政改思路有更多的契合性,但是,由于它的西方新左翼的批判理论的立场,它和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仍然有相当的差距,而其“亲国家”的政策取向则遇到反对政府“不当干预”的自由主义的尖锐批评和反对权力与资本高度融合的民粹主义的指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农民;判断;改革;中国;政治

   显然,改革的现实进程挑战甚至颠覆了传统的理论判断,起码,人们不能再笼而统之地动辄指责农民“保守”“落后”。检视改革以来的中国剧变,于经济而言,农业家庭承包由农民开辟;于政治而言,村庄直接选举也由农民开辟;于社会而言,农民的诉求表达顽强而有力,上访等维权抗争浪潮日高一日,新的利益协调机制正在农民的抗争中发育。纵观当下中国,方方面面都可发现农民挑战旧体制、解决新问题、建立新制度的艰苦努力和辉煌业绩。农民已经并正在继续展示了巨大的历史创造力,推动了中国的改革。由此而言,农民不仅不是社会变革中的保守力量,而且是奋发有为的能动力量。

自由主义者强调,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往往来自政府,因而需要随时对政府权力保持警惕。政府是必要的祸害,尽管必要,但毕竟是祸害,因而随时需要以社会来制约政府,而不能让政府成为社会的主宰。因此,自由主义者一般对万能的政府保持警惕,因而提出最小意义上的政府权力之类的理论。此外,权力机构之间的牵制与平衡也是必要的。孟德斯鸠把限制政府权力、实现权力机构间的制衡当作保障自由的先决条件。自由主义者在总体上坚信人与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在能力、贡献和政治判断方面的差别并不排斥人格上的平等,包括市场竞争中起点的平等。个人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是实现个人人格的一部分,因而不应该以社会或集体的名义加以强制。所以从洛克开始,自由主义者便反复强调宗教乃至文化宽容的重要性,提倡多元文化观,认为宗教信仰和道德良知上的个人选择必须得到尊重,这种观点最终在宪政主义的人权条款中得到了升华,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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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农民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中国的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农民的改革,中国的农民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改革的农民。

赵树凯 (进入专栏)  

提要:当代社会思潮中激进与保守、左与右之间的争论围绕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和原则而展开。左翼较多强调平等,主张较为平均的经济分配和社会福利,甚至某种集体主义的政策取向;右翼通常强调自由,依靠自由市场经济来促进社会的生产和交换,限制政府权力,更多主张机会平等。民主社会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理论则试图兼顾左与右。当代中国的左派与自由派的争论既与西方的相应思潮相联系,又带有中国社会的某些特点,在个人权利与集体取向、市场经济和社会公正、自由和民主等问题上的讨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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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邦佐

   权利也许是更好的观察角度,包括经济的权利、社会的权利、政治的权利等等。或者说,农民是先进还是落后不重要,重要的是农民是否应该有这样的权利。农民要求拥有土地,要求参与公共事务,要求享受同等的政府服务和社会保障,根本的问题是农民是否这样的权利。这里原本没有落后或者先进的问题。本人认为,晚近以来,中国农民主张自己的权利,成为冲击既有制度体制的有生力量,或者说成为改革的推动者,这应该成为观察思考农民问题的重要角度。从这个角度看,传统的“农民保守论”需要做出理论的检讨批判。在过往的改革经验总结和农民研究中,这种检讨批判还非常不够。中国的改革在一定意义上上成为农民的改革,中国的农民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改革的农民。这便是作者关于本书主题的基本概括。

中国传统思维中并不以左和右来划分政治和社会思潮。关于左派与右派的说法,源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1789年7月17日,法国巴士底狱被攻陷,第三等级的代表掌握了政权。但革命派阵营本身随后发生分化,在1791年召开的立宪会议上,第一等级教士跟第二等级贵族的议员和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和广大农民的议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米拉波等人反对彻底推翻封建制度,也反对共和制,只要求对旧制度作些改革,而代表下层人民第三等级的雅各宾派的罗伯斯庇尔等人则要求继续推进革命。两派发生了严重分歧,拥护革命的议员占据了议会左边的席位,反对的议员占据了右边的席位。由此而形成了左派与右派之划分,也形成了左与右的政治话语传统。通常主张革命、进步或激进的被称为左派,主张倒退、保守的称为右派。直至今天,人们大致以此来划分政治派别,当然,当代社会政治思潮谱系中的左与右的内涵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其政治倾向会随着时代状况的变化而有所变动,但基本诉求仍然相对固定,主要围绕对于自由、平等及其相互关系展开。

  

通常认为,农民在政治上是保守的。翻检一些经典理论,这种“保守”已是定论。在中国,关于农民保守的理论判断,曾经也成为政治判断,成为国家政策的内在根据。然而,农村改革的发生过程和历史性成果,是农民强有力的回应。时至今日,改革已历经三十余年,国家关于农民的话语体系已经有重大转折,“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成为响亮的政策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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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说来,从当代着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论述中可以总结出自由主义的若干基本原则。一、自决原则:个人的生活只有在他们是自我决定的即自由选择的意义上才是有价值的;二、最大限度的平等自由:国家应当保障每个人与他人的同等自由相容的最大的个人自由;三、多元主义:由于个人确实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有可能作出不同的选择,简言之,存在善的观念的多样性;四、中立性:从前三项原则可以推出,国家应当在各种生活方式与善观念间保持中立;五、善的原则:应当公平分配资源,以使所有人都有追求其自身善的观念的公平机会;六、正当对善的优先性:正义原则约束个人对其自身善的观念的追求。总的来说,自由主义强调普遍价值,把自由价值置于其他价值之上,强调尊重人,不可轻信权力和权威,坚持宽容和民主政治,接受真理、理性和社会变迁,但也要学会妥协和保持批判精神。个人自由必须在经济上得到保障,没有经济的自由,其他的自由权便是空洞的。因此,保护个人财产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正如洛克所反复强调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三者密不可分。

   80 年代的政改讨论有两个似乎是对立的意见取向,一个是“激进民主主义”,一个是“新权威主义”。撇开《河殇》的政治倾向不论,激进民主主义在执政党内部的诉求是:(1)强调经济改革必须以政治改革为配套,在战略上必须以政治改革为先导;(2)政治改革必须从党政关系入手,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格局;(3)政治改革必须把经济竞争的逻辑引入政治领域,实行有限的竞争性的民主选举[3]。而新权威主义虽然承认经济改革需要以政治改革为配套,但认为政治改革事涉权力的再分配,是改革的硬核,因此(1)在战略上主张政治改革缓进;(2)在理论上强调经济的成功有赖于强大的政治权威予以引导和保障;(3) 把这种经济的性质界定为自由的市场经济,把这种权威的使命界定为保护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专家治国论式的新权威;(4)由此反对爆炸性的大规模的群众参与,强调专家、理性、法治下的市场经济秩序[4]。不过人们只要细心做些比较,就会发现这两种主义所持的历史观是一样的,即现代化理论的世界史观,区别只在于前者钟爱英法模式,后者推崇德日模式;所持的学理资源是一样的,即西方政治学理论,区别只在于前者偏自由主义,后者偏保守主义。它们程度不同地和官方的主流改革理论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但绝对没有达到今天人们所想的那种程度,因为激进民主主义在策论层面呼应了执政党的政改思路和政策过程,其中许多人本身就是供职于体制内改革研究机构,激进民主主义其实并没有那么激进,后来的对抗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身不由己的结果。而新权威主义在效果上也给予了体制某种支持,虽然采取了一种官方颇觉不安的方式,事实上,新权威主义并非时人以为是为专制张目,新权威并没有那么“权威”。总体来说,它们以一种“新理论”的姿态出现,是主流官方改革理论的“进谏者”,而不是反对派。

显然,改革的现实进程挑战甚至颠覆了传统的理论判断,起码,人们不能再笼而统之地动辄指责农民“保守”“落后”。检视改革以来的中国剧变,于经济而言,农业家庭承包由农民开辟;于政治而言,村庄直接选举也由农民开辟;于社会而言,农民的诉求表达顽强而有力,新的利益协调机制正在发育。纵观当下中国,方方面面都可发现农民挑战旧体制、解决新问题、建立新制度的艰苦努力和辉煌业绩。农民已经并正在继续展示了巨大的历史创造力,推动了中国的改革。由此而言,农民不仅不是社会变革中的保守力量,而且是奋发有为的能动力量。

   第四编.农民与社会建设。曾经有一种观点,这些观点现在依然很有市场,将农村问题归结为一个穷字,以为经济落后是所有问题的根源。但是,发展的进程说明,问题并不这样简单。现在,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不稳定的问题开始凸显,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趋于紧张。于是,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建设开始获得重视。社会建设成为现在农村的重要特色。从社会建设而言,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一个是社会事业的发展,一个是社会秩序的管理。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发展过程会引致社会冲突,社会事业发展也带来社会冲突。这其中,政府的角色非常关键。社会管理的问题,既与经济发展有关,也与社会进步有关。所有这两者,都要通过政府体制的改进来实现。所以,本章的基本问题是,农村改革以来的不稳定演变过程显示,社会和谐的根本不在于经济发达的程度,而在于社会权利关系的协调程度。如何建立这种权力关系的良性状态,根本上是政府或者政治体制的改革。大致而言,中国农村的所谓“不稳定”问题,突显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主要表现为农民税费负担过重而导致的农民抵抗。但是,更严峻的问题在于,世纪之交的农村税费改革,特别是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并没有带来“不稳定”现象的根本消解。在改革进入第三个十年的时候,人们发现,农村的不稳定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且深刻。对于不稳定问题的考察,可以有农民的角度和政府的角度。农民上访问题成为农村研究的显学,是进入本世纪之后的事情。因为政策研究的职责所在,本人更早考察农民上访问题。但是,随着对于上访农民的系统考察展开,本人发现,研究需要超越农民的表述和农民的冲突行为,系统考察政府体制的运行过程,特别是政府处置冲突问题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农村不稳定现象。

一、激进与保守、左与右的思想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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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认为,当下中国的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需要调整观察农民的基本思路,不应该总是用先进还是落后这样的视角去看农民,包括也不应该总是用这样的视角去看其他社会群体。考察经典理论的一些表述,有些可以说是并无实证依据的推想臆断,本来即不足为信;有的虽然基于特定事实的考察,但是现实本身纷纭复杂,人的认识终究有限,对事实的判断可以见仁见智;即便某些概括是可靠的,但是,过去的理论判断难以解释现在的问题,更何况解释将来的问题。把关于国外农民的判断照搬到中国农民头上,把关于过去农民的判断照搬到当代农民的头上,且不说既有判断未必正确,即便正确,如此套用也有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原本是无法用先进或落后来表述的,也不应该用先进或落后的思维去推断想象。比如说,农民为了吃饱饭而坚持分户种地,为了土地拿到高的补偿而抵抗政府征地,或者说为了讨回工资而围堵政府,这些表现是很难用先进或者落后来表达的。总不能说,一切听政府的安排就叫先进,有了自己的主张就叫落后。这样的逻辑显然无法成立。问题在于,他们有没有主张这些权利的权力,如果有这种权力,那么,则无论怎样说都不应该由此而指责他们“落后”。因此,不论是决策者,还是研究者,大可不必为先进或者落后的问题所纠结。

近年中国理论界围绕社会体制和经济发展、分配政策展开了争论,不同派别的理论诉求和侧重点也有所区别。通常被划分为激进与保守、左与右的思想派别之间展开了持续的争论,诉诸各自的理论,提出了相应的社会构建和改造的方案。这些争论带有中国当前社会状况的某些特点,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左派与右派,但在思想上仍然存在一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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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

   本人相信,中国改革与转型背景下的农民研究,是一个有广阔前景的研究领域。因为,中国的改革尚未成功,甚至说道路正长。而农民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是举足轻重的角色。新的社会政治变迁需要学术跟进,不论是问题的提出,还是研究方法的调整,还是学术视野的拓展,都要与时俱进。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学者自己的需要。作者将这些文字汇集到一起,希望起到为农民研究和基层政治研究起到启发思想、凝聚思考的作用。

要理解西方思想中的左与右,就必须对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因为所有左右之争均围绕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和取向而展开。自近代以来,西欧的主要政治思想是自由主义,其黄金时代可以大致划在公元1750至1914年,也就是从法国启蒙思想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时间。这是一种社会体制构建和政策取向,把自由当作政府的基本方法和政策,社会的组织原则,以及个人与社区的生活方式。自由主义主张公民自由,提倡政治民主,包括发展代议民主制,限制专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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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编.农民与乡村民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形式的乡村民主的成长令人振奋,当然人们的这种振奋更多活跃于想象或者理想的层面。不论是国人,还是外人,都给予一致的肯定。但是现实总是比预想更严酷些。本章是关于乡村民主现状和未来的讨论。涉及的主要问题是:乡村民主面临那些最重要的羁绊和纠结,这种困难局面的未来情境将怎样;对于关心乡村民主的人们来说,为什么会有乐观或者悲观的分野。作者认为,如果从乡村民主制度演变现状来看,特别是看到体制上的某些倒退,悲观论者是有理由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农民的权利意识和政治效能感的巨大提升,特别是看到,新生代农民作为公民的崛起,我们有更大理由感到振奋,对于未来有更多信心。值得担忧的是,如果政府体制的改进速度与公民成长速度的不平衡继续加大,制度的进步严重滞后于公民的要求,那么社会将面临某种动荡。

   新世纪以来,政治改革的呼声重起,借助 90 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互联网,尤其是过去十年出世的微博平台,关于政改的讨论和意见可谓纷呈迭出,铺天盖地,在理论视野、议题内容、涉及范围和言说深度方面远远超过 80 年代,有些甚至触及到了官方所说的“底线”。和 80 年代相比,当下的政改讨论有四个鲜明的特点。其一,80 年代的政改讨论很大程度是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为参照的,是在共产主义理论话语体系中对经济与政治关系(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进行的反思,但在苏联东欧解体以后,随着中国有选择地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现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巨大反差,激发了政改论者为寻求合理的解释而使用和开发各种理论资源的努力,使得今天的政改讨论较之过去那种理论相对单纯的状况,其理论背景更为复杂多元。其二,80 年代的政改讨论所持的主流观点是,经济体制改革已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政治似乎成了经济的瓶颈,经改的成败取决于政改的成败。但是中国 30 余年在政治权力结构基本未变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巨大飞跃,大大超越了人们对既存政治体制的逻辑、适应能力与运行机制的批判性想象。“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的争论,表明今天关于政改的讨论较之过去那种认识相对狭窄的状况,其分析视角更为开阔和深刻。其三,80 年代的政改讨论的焦点之一是“党政关系”,人们普遍认为实行“党政分开”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这个思路后来束之高阁,虽然 90 年代后期到第一个十年关于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讨论仍然可以看作是十三大主题的曲折回响,但是重心已经从党政关系转化为党国关系,较之过去那种专注于党政职能划分、建立合理分工的问题,关于党国体制条件下如何推进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制度化,如何建立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如何实现宪法的最高权威等探讨,其思路更加大胆开放。其四,80 年代的政改讨论基本没有涉及基层社会的民主自治,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的成长刚刚开始起步,82 宪法提供给社会的治理框架刚刚建立,得益于改革开放的社会资源流动尚存很大空间,政治改革的问题意识主要是国家的、上层的、理论的、权力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随着权力与资本的日渐结合,改革开放积累的问题日益成为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由国家沉淀到基层社会便发酵成为基层社会危机,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在第一个十年井喷式地发生[2],已经成为困扰甚至是危及既存政治体制的巨大隐患。今天的政改讨论和 80 年代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已经不再局限于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参与,在互联网和微博平台上参加进来的民众已经成为政改讨论的重要主体之一,对公民权利的吁求,对合法权益的维护,对公正秩序的追求,对家园和环境的保护,成为影响政治决策的强大民意。较之 80 年代,今天的政改讨论,其问题意识相当程度上是社会的、基层的、民生的、权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利权主张的时代。

   本书以农民与改革的关系为基本主题,是作者近几年来一些讨论性文字的结集。这些文字都曾经发表在不同场合,包括思想评论性文章、接受媒体采访的访谈录、会议或相应场合的演讲、为其他学者著作所写的序言等等。本人在整理这些文字的时候,按照内容进行分类分编,而不是按照发表时间或者体裁分类。全书分五编35篇。主要篇章如下:

陈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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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呼声(以政治体制改革的话语为中心)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个是上世纪 80 年代,一个是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期直到现在。80 年代政治改革的特点大概可称为“一极动员,两翼响应,三道合一”,即中央高层发出改革指令,理论界和舆论界积极配合宣传论证,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三方互动共襄盛举,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协商对话体制等方面齐头并进[1],一时大有“毕其功于一役”之势。80 年代的政治改革是在对记忆犹新的文革的批判反思、国门初开潮水般涌进的新知识和新思潮的强烈刺激、放权让利政策给出的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的背景下发动的,也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创造出共和国最好的农业形势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搞活”改革尚未触及工人阶级的深层利益的基础上展开的。虽然政改是这个时期报章媒体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但政改其实并未形成一个真正的“全民运动”:“上层建筑”和城市知识精英活跃非常,“民间社会”尤其乡村民众反应淡漠。这种反差悬殊的状况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社会成长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中国政治发展战略思维的不成熟。及至政改的动员酿成了一个几乎波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大事件后,人们才发现,在一个社会发育成长的初期阶段,政治改革的高度动员使政治体系的中心骤然承受了过大的压力而无处释放,无疑具有严重的政治风险,但也许值得庆幸的是,也正是由于社会成长的不足,这种高度的政治动员被限制在“上层建筑”和城市知识精英阶层内部,未能传输到社会基层,从而避免了政治危机的链式发展,给权力中心的政治发展战略调整提供了转圜的余地。众所周知,80 年代以后,政治改革的话语犹存,政治改革的行动却进入了一个相对休眠时期。

   本书取名“农民的鼎革”,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原拟名“农民的改革”,后斟酌再三,总觉似有不妥。近几十年中国社会大变局中,农民的角色作用之重,说农民推动了“改革”并无不可,且契合主流话语。但是,细究“改革”本意,更强调自觉地、有意识地去做出改变,更强调设计安排、理性建构。显然,农民作为这场深刻变革的基础性第一推动力,就其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而言,属基于切身利益追求,并非刻意“改革”。如何表述这种状态和角色,本人遂想到了“鼎革”。

   关键词 政治改革 社会建设 自由主义 民粹主义 国家主义

   第五编.农民与地方官员。这些文章都是为地方官员著作所写的序言。就立意而言,这些文章各有侧重,有的讨论官员的话语立场,有的讨论官员的研究关怀,也有的关注地方官员的生存状态。如何看待中国的地方官员,这是一个大问题。通常情况下,不论是高层政府,还是普通民众,基本上把地方官员看作政策执行者,并由此而对他们做出评价。但是,现实生活并不这样简单。地方官员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执行上级政策,相反,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制定者,只不过他们的“政策”往往并不被上级承认,或者被称为“土政策”。但是,这是一些非常真实并且有很高执行力的政策。中国的农村发展就是这样的“政策混战”推进的。那么,从理论上怎样概括地方官员这个群体,是中国政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本人认为,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地方官员实际上已经成为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集团,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利益群体。对上,他们的行为与选择有力地反作用于甚至说反制高层政府,或者说构成另一种意义上的压力集团;对下,是一个实在管理基层社会的权力集团,比高层政府更直接地影响基层民众的生活。用发展社会学的概念,可以说地方官员是一个战略性群体。战略性群体是指保护或追求群体利益时作出战略性决定的行为主体。近年来欧洲一些政治学者已经开始探讨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这个战略性群体具有双重属性,既是一个研究方法上分析单位,又是现实社会中自主性很强的集体行动者。现在,学术界对于地方官员这个群体的研究很不够,认识他们的精神追求和行为逻辑,才能更好的认识这个体制,也才能有效地的推进改革。用意识形态话语来看待这个群体,则是一种政治上的自欺欺人。

   一、引言:政治改革讨论的两个不同时期

   《周易·杂卦》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取“鼎革”而用,意在强调农民在推进社会变局中的那种自然而然的决定性力量和作用。因为,农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推动制度的创新,是一种发自内在生活追求的自然选择,而不是思想理论倡导下去设计改革。农民这种作用和表现,用“鼎革”来表达似乎更加准确有力。

   然而,在 90 年代的市场化过程中逐渐兴起的三种“主义”,实实在在成为挑战官方主流政改理论的思想流派,成为政改共识由脆弱的稳定走向不稳定甚至是破裂的见证。第一种主义就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一个学派众多和表述多样的思想体系,但就其主要特征而言,以个体和个体权利为原点,以财产权为核心,反对政府对经济和私人领域的干预,在政治上主张建构维护财产权、市场经济和人权的宪政制度,是它的基本内涵。在 90 年代改革开放的大势下,自由主义由于适应了中国摆脱计划经济的市场化改革的需要,成为影响官方政策制定的最强大的理论和思潮。但是,自由主义对市场的极端推崇,对资本逻辑的积极鼓励,进而对资本剥夺普通民众权益的“理性”纵容,使得自由主义始终面临着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新传统的抵御,同时,自由主义相信市场的缺陷可由市场自身得到纠正,而政府的缺陷不可由政府自身得到克服,由此建立了市场逻辑相对政府逻辑的优先性的取向,也使得自由主义和既有的权力体系难以进行深度合作。此外,自由主义的政治民主对直接民主的否定,对间接民主(精英民主)的大力倡导,并将这种间接民主归结为竞争性的选举民主,既和大众的认识和主要关注面向存有距离,也为权力体系的政治价值所不喜。在当下,自由主义的政改方案与官方主流政改方案存在着极大的矛盾。

   (本文系赵树凯著《农民的鼎革》导言。本书由商务印书馆2013年12月出版)

   二、政治改革讨论的“主义”之争

   通常认为,农民在政治上是保守的。翻检一些经典理论,这种“保守”已是定论。在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降,关于农民保守的理论判断,同时也成为政治判断,成为国家政策的内在根据。因此,当政策安排遇到农民的不合作或者抵制时,宣传导向上总是对农民批评指责,实际工作中则对农民粗暴强制。这种指责和强制,在相当时期内成为国家处理与农民关系的基本态度。农村改革的发生过程和历史性成果,是农民最强有力的回应和反驳。时至今日,改革已历经过三十余年,虽然国家关于农民的话语体系已经有重大转折,“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成为响亮的政策口号。但是,如果认真考察国家政策过程中处理农民问题的现实状况,仍然可以发现,农民与国家关系中重大问题仍然远远没有理顺。举例来说,土地财产权问题、政治参与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许多问题的解决其实刚刚破题。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昭示着未来改革的重点领域和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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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编.农民与基层政府。当代中国有五级政府,分中央、地方和基层三层,其中县乡两级政府构成基层政府。严格来说,在现有体制框架下,地方和基层政府并无重要的政策创制权,基本职责是政策执行或者落实。因此,从重大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看,对于农民影响最甚者是中央政府或者说高层政治活动。但是,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执行从来不是同一个问题,甚至说政策的执行更加复杂,也更有影响力,因此,讨论农民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考察农民在改革中表现和行动逻辑,基层政府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或者层面。在本章中,作者重点讨论的基层政府问题有:基层政府管理乡村的体制结构和行为逻辑,基层政府的体制缺陷和行为偏差如何导致基层治理危机,基层政府改革在整个政府体系改革中的位置,基层政府的公共责任,公民参与与政府发展的关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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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编.农民与高层政治。不论是从中国政治传统看,还是从当代中国政治现实看,农民与高层政治的关系,具有这样显而易见的特点:除非特殊历史情境,农民难以影响高层政治,而高层政治却可以直接而剧烈地影响农民,甚至操控农民。当然,在古代和现代,这种相互影响的机制和方式有很大区别。在本章的文字中,作者试图结合具体实际的政治事件、政策安排和体制现象,来考察农民与高层政治的关系。集中讨论的问题有:国家意识形态如何扭曲地理解和看待农民,如何导致扭曲的农村政策,进而如何颠倒了政治与农民的关系;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农民具有怎样的政治品性;在农民与政治的不正常关系中,当代农民的历史命运是怎样呈现的;从未来的中国发展看,农民在政治成长面临哪些问题;对于农民与政治的关系来说,最近三十年的改革的根本性昭示是什么,政府在认识农民方面还有那些问题。

   在本书中,作者主要结合对于现实农村生活的具体观察,提出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特别是联系以往的一些政策思想、政治理论中的问题提出看法。本人认为,关于农民与国家关系的研究,重要的是不是结论或者观点本身,而是问题的充分提出和讨论的自由展开。在相当长时间里,在许多人看来,因为有了某种伟大的理论,因为有了某些伟大的人物,中国甚至人类未来发展的重大方向和重要问题,都在根本上解决了,普通的人们只要认真学习、坚决执行就可以了。但是事情不这样简单,起码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改革过程说明,许多所谓辉煌的思想、英明的人物往往是靠不住的。虽然他们的历史贡献必须尊重,但是,以为某种理论体系可以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根本问题,显然是过于天真了。本质上,将某些领袖人物神圣化,将某种思想或者理论神圣化,是对于民众的愚弄。解决当下的问题,实现良好的未来发展,根本上需要依托民众自己的智慧和选择,需要更多的自由探索,需要更好的发挥创造,而不是自称高明的人物或者理论。让“思想冲突牢笼”,打破关于思想与理论的垄断,这才有利于有效地探索改革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这种探索不应该成为特权,所有人都有参与探索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的权力。这种自由的探索和创造,是所有人的责任,所有人的权力。本书关于现实农民问题的讨论,作者不敢自诩正确。作者秉承地原则是,真诚地表达个人的观察和提出个人的观点。观点的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认真严肃的探讨和自由真诚的表达,任何既定的理论观点都不应该代替或者妨碍个人的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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