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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8美高梅登录中心理论述评,中等收入陷阱

总之,只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的改革发展任务,合理借鉴东亚成功经济体的追赶经验,中国就一定能在未来10年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一个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理论界对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悲观情绪。基于对中国人口红利减少、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预期,有观点甚至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通过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在不远的将来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过去半个世纪,确有一些经济体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陷入漫长的停滞期,难以继续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经济体顺利地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为高收入国家。事实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宿命,而是需要克服的障碍。中国只要应对得当,大可不必过于悲观。

进入专题: 中等收入陷阱  

刚刚过去的201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的人均GDP终于走出了“下中等收入”组,进入“上中等收入”组。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节点,它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迈上了一个更高台阶,社会进步实现了一个新的飞跃。同时也意味着,33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未来几十年也将面临一些新的严峻挑战。

收入陷阱;中国;收入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劳动力

“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和实质

4688美高梅登录中心,● 高杰   何平   张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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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理论界对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悲观情绪。基于对中国人口红利减少、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预期,有观点甚至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通过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在不远的将来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过去半个世纪,确有一些经济体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陷入漫长的停滞期,难以继续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经济体顺利地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为高收入国家。事实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宿命,而是需要克服的障碍。中国只要应对得当,大可不必过于悲观。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最早提出的,其内涵主要是指:某些国家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以后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定义,人均国民收入在824美元以下的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在825美元至3254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中低等收入国家;在3255美元至10064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中高等收入国家;超过10065美元则为高收入国家。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如果一个国家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超过28年未达到中高收入标准,即可认为其落入“中低收入陷阱”;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未能在14年内进入高收入行列,则可看作落入“中高收入陷阱”。以此衡量,1950年以来新出现的52个中等收入国家中,35个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30个落入“中低收入陷阱”,5个落入“中高收入陷阱”。在这35个国家中,13个为拉美国家,11个为中东北非国家,6个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3个为亚洲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2个为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其中,一些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已经陷了相当长时间,如秘鲁、哥伦比亚和南非等已在“中低收入陷阱”中受困长达60余年,委内瑞拉在“中高收入陷阱”中也已超过60年。与这些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外一些经济体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完成了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对此,世界银行用“东亚奇迹”的概念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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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和实质

为何有些国家可以在较短时间由中等收入阶段过渡到高收入阶段,而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却出现了停滞,迟迟无法跨越“陷阱”?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导致国家之间产生分化的因素很多,包括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增速、劳动生产率增速、经济开放程度、市场准入限制降低、外部环境、社会稳定程度以及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等。人们发现,落入“陷阱”的国家通常具有以下特征:既丧失了与低收入、低工资经济体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优势,也没有能力同发达经济体在高技术创新领域展开竞争,经济无法由依靠廉价劳动力或资源能源类自然禀赋向依靠高生产率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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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最早提出的,其内涵主要是指:某些国家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以后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定义,人均国民收入在824美元以下的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在825美元至3254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中低等收入国家;在3255美元至10064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中高等收入国家;超过10065美元则为高收入国家。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如果一个国家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超过28年未达到中高收入标准,即可认为其落入“中低收入陷阱”;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未能在14年内进入高收入行列,则可看作落入“中高收入陷阱”。以此衡量,1950年以来新出现的52个中等收入国家中,35个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30个落入“中低收入陷阱”,5个落入“中高收入陷阱”。在这35个国家中,13个为拉美国家,11个为中东北非国家,6个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3个为亚洲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2个为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其中,一些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已经陷了相当长时间,如秘鲁、哥伦比亚和南非等已在“中低收入陷阱”中受困长达60余年,委内瑞拉在“中高收入陷阱”中也已超过60年。与这些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外一些经济体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完成了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对此,世界银行用“东亚奇迹”的概念予以肯定。

实际上,“收入陷阱”是指一种均衡状态,即在一些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发挥作用之后,由于此类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又会将其作用抵消,因而人均收入增长陷入停滞。这也说明,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到中等收入阶段很可能失效。可见,能否在中等收入阶段成功转换增长动力机制、调整发展结构,是一个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内容提要:目前,中国特别是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中等收入转型时期。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认同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难题。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需要应对一系列复杂的技术、社会、政治和经济挑战,这对于人均GDP刚刚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郑秉文

为何有些国家可以在较短时间由中等收入阶段过渡到高收入阶段,而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却出现了停滞,迟迟无法跨越“陷阱”?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导致国家之间产生分化的因素很多,包括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增速、劳动生产率增速、经济开放程度、市场准入限制降低、外部环境、社会稳定程度以及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等。人们发现,落入“陷阱”的国家通常具有以下特征:既丧失了与低收入、低工资经济体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优势,也没有能力同发达经济体在高技术创新领域展开竞争,经济无法由依靠廉价劳动力或资源能源类自然禀赋向依靠高生产率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变。

中国面临的风险和机遇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转型

编者:按照世界银行最新标准,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正好登上“上中等收入”新台阶,这是继2001年“从低收入”进入“下中等收入”行列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跨越。

实际上,“收入陷阱”是指一种均衡状态,即在一些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发挥作用之后,由于此类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又会将其作用抵消,因而人均收入增长陷入停滞。这也说明,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到中等收入阶段很可能失效。可见,能否在中等收入阶段成功转换增长动力机制、调整发展结构,是一个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高消耗、环境代价高、劳动密集和出口导向等特点,这种增长方式被某些国外学者称为“不可持续的增长”。新世纪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快速增长,由2000年的930美元跃升到2014年的7575美元。目前中国已处在中高等收入发展阶段,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跃升的机遇,也面临落入“中高收入陷阱”的危险。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趋势性而非周期性的,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机制正在弱化,经济增长面临诸如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瓶颈趋紧、一些领域出现资产泡沫化趋势、投资效率降低和出口增长受阻等一系列现实约束。特别是面对两个既成事实:一是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二是由于人口老龄化,2012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减少345万,2013年和2014年也连续下降,当然从适龄劳动人口下降到劳动力供给减少一般有几年的滞后期,但可以预见中国劳动力供给很快会出现负增长。在分析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时,可以使用以下公式:一国潜在经济增速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速加上劳动力供给增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做过研究,2001年至2008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达到11.8%,2011年至2014年为7.2%,下降趋势明显。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速接近于零,7.2%加上0,所以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降到7%左右。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都是造成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因素。

  

在仔细甄别拉美和亚洲一些国家和经济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顺序之后,作者对日本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点进行了比较,并将亚洲新兴市场分别跨越“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这四个发展阶段的时点作为参照系,对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前三个阶段和未来将要跨越的第四个阶段的增长驱动特征进行了分析,所言可资思考。

东亚成功跨越“陷阱”的经济体都是在人口老龄化加速之前迈入高收入行列的。上世纪后半叶,欧洲国家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主要采取引进移民、加大国民人力资本投资和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等对策。根据中国国情,显然只有后两种对策可以借鉴。中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偏低,通过调整退休制度,可以适当缓解劳动力供给下降的不利局面。中国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偏低,劳动力供给结构不合理,导致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增速下滑。2014年,中国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20%、韩国的30%。未来10年,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高劳动生产率显得尤为重要。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世界银行总结拉美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经验时提出的概念,以警惕那些人均GDP突破低收入陷阱以后,长期不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一些中等收入国家。这对于人均GDP刚刚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Klaus Schwab,2010)。自2007年以来,中外学者对于正处于发展陷阱的拉美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出口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扩大、消费与投资需求不振以及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进行了讨论,特别是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一、“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与辨析

关于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近年来理论界讨论很多。大家发现,一国在教育、科技研发、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入是促进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并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金钥匙”。在教育和研发方面的投资将转化为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包括索洛模型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学理论都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技术进步、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比增加资本和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更为重大。

  

世界银行将世界各经济体按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划分为三组,即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并每年公布新调整的标准。

目前,中国教育支出仅占GDP的4%,而美国长期稳定在5.5%左右,韩国也超过5%,芬兰更是高达7%。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人口红利减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此外,中国应继续推进教育公平。拉美一些国家由于收入分配极其不平等,导致教育不平等加剧,进而使社会不同收入阶层逐渐被固化。这既不利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也不利于知识和科技在不同收入阶层间的扩散,最终阻碍劳动生产率在全社会范围的提升。在研发方面,中国政府和企业的研发支出仅占GDP的2%,相比美国的3%、日本的3.4%、韩国的3.36%、芬兰的3.84%,仍存在较大差距。对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大国来说,通过学习发达国家现有技术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是递减的,经济发展对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需求越来越大。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自主创新。应借鉴一些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加大教育和研发投入,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素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进而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

根据2010年8月的最新调整,低收入的标准为年人均国民总收入995美元及以下,中等收入为996-12195美元,高收入为12196美元及以上。其中,在中等收入标准中,又划分为“偏下中等收入”和“偏上中等收入”,前者的标准为996-3945美元,后者为3946-12195美元。

靠发挥优势、释放潜能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根据这个标准,在世界银行目前统计的213个经济体中,低收入组有40个经济体,中等收入104个,高收入69个。在中等收入组中,下中等收入有56个经济体,上中等收入48个。国民总收入等于GDP加上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再减去对国外的要素支出,即GNI=GDP+;人均国民总收入是指国民总收入除以年均人口,即人均GNI与人均GDP大致相当。出于获取数据资料便利和国内表达习惯等方面的考虑,本文在衡量收入水平时使用人均GDP替代人均GNI。

在充分认识风险和挑战的同时,也应看到中国所具备的有利条件和优势。一是虽然适龄劳动人口已达峰值,但随着50后、60后劳动力逐步被80后、90后劳动力替代,劳动力的整体受教育程度也就是人力资本在未来10年会加速增长,从而大大抵消劳动力供给下降的负面效应,使中国有望赶在2030年人口红利完全消失前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二是随着“营改增”等财税体制方面改革的推进,其促进企业、行业转型升级的效应开始显现。“营改增”不仅可以打通二、三产业抵扣链条,降低制造业成本,鼓励科技创新,还有利于一、二产业内部生产性劳务更多地向外剥离,在促进第三产业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推动各产业之间更为广泛的分工协作与融合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今后一个时期,这种效应释放将更加明显。三是近几年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资本市场改革,有助于推动金融在支持研发创新和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四是国家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的相关政策正倒逼企业转型升级。五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对整体经济效率的外溢效应将在未来10年逐渐显现,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上是关于经济增长问题。如世界银行2006年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将中等收入陷阱明确定义为“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2010年又进一步阐述为:“几十年来,拉美和中东的很多经济体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提升价值链和开拓以知识创新产品与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其实是形象地描述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的问题,或者说是中等收入国家应当“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较高速的增长”(马岩,2009)。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刘伟(2011)。他认为,一个国家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时,所面临的发展难题和增长难题的差异是很大的,因此能够突破“贫困陷阱”的发展战略则完全不适宜于用于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迈进。意味着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后,遭遇内需不强、效率提高赶不上成本提高、创新不足等问题困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中等收入之后出现的“发展悖论”。虽然胡鞍钢使用了“发展”一词,但他实际上是从生产要素成本上升、投入边际报酬递减、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不断减少等经济增长因素变化导致经济增长失去新的动力来看,可以认为他的观点也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关于经济增长问题。吴敬琏(2008)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增长在某个阶段的增长驱动因素问题。他把经济增长划分为“起飞”前阶段、早期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或知识经济时代。在不同的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不同,分别为要素驱动、资本或投资驱动、效率驱动或创新驱动以及服务驱动。“中等收入陷阱”则是早期经济增长向现代经济增长发展时会遇到的问题。如果在这个时候增长模式选择不恰当的话,就会导致经济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一个经济体跌落“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原因的实质就是驱动因素的选择不恰当。

在2009年全世界创造的58.141万亿美元GDP中,低收入经济体创造的仅为0.430万亿,占0.08%;中等收入为16.117万亿,占27.73%;高收入41.589万亿,占71.53%。在中等收入组中,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创造的GDP大约各占一半,前者为8.812万亿,后者为7.297万亿美元。不同收入组GDP的增长变化如图所示。

当然,潜在增长率不会自动转化为实际增长。要使这一潜在能力变为现实,必须通过改革清除障碍。除了加大教育和研发方面的投入,政府还应在以下几方面积极发挥作用:一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城镇化水平,打破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推动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纵观世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在城乡结构上实现了根本转变,完成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使农业劳动生产率赶上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大体相当。二是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创新的土壤是机制和环境。政府应为企业提供创新环境和制度保障,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此外,应通过坚持不懈反腐败、整顿吏治,通过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特别是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企业营造法治化经营环境。

  第二,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关于经济发展问题。蔡昉从经济学出发,把收入陷阱定义为一种均衡状态,即在一个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发挥作用之后,由于这个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又会将其作用抵消,把人均收入拉回到原来的(生存)水平上面。一个国家即使跨越了低收入水平阶段,仍然有可能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停滞不前,甚至有人均收入下降的危险(蔡昉,2008)。这个定义明确将中等收入陷阱纳入发展经济学范畴。郑秉文(2011)也认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不过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要求结合外部环境(如贸易环境)采取适当的发展战略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已(郑秉文,2011)。他还进一步将中国的经济发展分为三次跨越与四个阶段,并指出第三次跨越是中国能否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李扬也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含义之一是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社会动荡,造成经济发展停滞、长期徘徊不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权衡也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在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经济发展仍然过分依赖外在因素,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因此停滞徘徊(权衡,2010;Bellagio,2002)。

不同收入组GDP增长变化

总之,只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的改革发展任务,合理借鉴东亚成功经济体的追赶经验,中国就一定能在未来10年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作者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 金立群)

  第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含糊不清,如世界银行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对于哪些原因造成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停滞时经常使用“可能”的字眼。如江时学就认为,世界银行在2007年《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想》与2010年《有力的增长与不断增加的风险》两份研究报告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表述就是含混的。并根据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时间是漫长的,而“中等收入陷阱假说”低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艰巨性,其要害是使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发展焦虑症,将人均收入高低与中等收入陷阱挂钩,导致片面追求GDP增长,甚至陷入GDP崇拜(江时学,2011)。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刘福垣研究员(刘福垣,2011)。他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是人们对于“现代化陷阱”的一种错觉。所谓现代化陷阱,就是对生产方式转化存而不论,把经济增长当作发展,以破坏自然环境和摧残劳动力为代价,开展现代化的达标运动。其实,任何国家社会平均收入水平都必然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中等收入阶段。“这不是什么陷阱,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推动全社会整体收入水平冲上一个新台阶的制度变迁、技术革命,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积聚能量。

  无论是把中等收入陷阱归于增长问题还是发展问题,学者们大都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经济发展进程中必经的阶段。成思危、林毅夫、高伟等也都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例,而不是通论,并非魔咒,并不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增长或发展陷阱。但是中国也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必须认真面对。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多年来,由于非洲大部分国家长期徘徊在年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人们常用“低水平均衡陷阱”或“贫困陷阱”来形容非洲等地区的低收入经济体。

  二、导致发展中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由世界银行于2006年首次提出并使用,是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总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

  

2007年4月,世界银行在其发表的题为《金融危机10年之后-东亚城市边缘可持续发展特别专号》的《东亚太平洋》中,对东亚金融危机10年后的经济形势做了全面总结。报告认为,东亚经济形势从总体上看,比以往更加富有了,贫困人口减少了,在全球中发挥的作用更大了。尤其是,在中国强劲增长的带动下,正在崛起的东亚地区的总产出已达5万亿美元,比1997-1998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翻了一番,人均实际收入提高了75%,每天低于2美元的贫困率从50%下降到今天的29%。

  有鉴于拉美和东南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一些学者从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出发,对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进行了讨论。由于视角不同,学者们的意见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该报告指出,东亚地区将要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当越南最早将于2010年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东亚10个国家中就有9个都生活在中等收入水平以上。但是,当这个地区在欢呼其经济复苏时,新的挑战将不期而至,如处理不当,将会降低或影响增长,届时,这些经济体会发现他们正身陷‘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水平的挣扎之中。历史显示,很多经济体可以很快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很少却能够走出来,因为必要的政策改革和制度变迁更为复杂,在技术、政治和社会等领域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

  1.社会建设滞后论。认为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建设滞后。许多现在正苦苦挣扎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而无法自拔的国家,如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和东亚的马来西亚等国,他们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社会建设的滞后将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虽然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直到最近,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到5000美元之间的发展阶段。主要原因就在与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只注重增长速度和经济建设而忽视社会建设。社会建设滞后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收入差距过大,中间阶层“夹心化”,城市化进程过程中形成新的二元结构,以及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不足造成产业结构失衡和粗放型经济增长。致使拉美国家发展停滞不前的“拉美陷阱”就是对社会建设滞后的一个形象刻画。“拉美陷阱”主要是指分配不公,进而指两极分化的社会、动荡不安的城市和毫不守信的承诺等(George et al,2004)。郑秉文(2011)从“拉美陷阱”导致的“方形轮子”式发展带来的恶果、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收入消费脱节以及经济长期增长的停滞以及“贫困性增长”三个方面论述了社会建设滞后是造成发展中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蔡昉(2008)的研究也发现,在经济增长早期阶段适当的收入差距不仅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反而会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随之而来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将会伤害经济激励和社会稳定,就会产生一系列阻力,阻碍经济增长,使得人均收入不能持续提高。马岩(2009)的研究也指出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地区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可能变成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进而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刘伟(2011)指出,经济发展失衡会导致资源配置恶化和供需失衡。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带来消费拉动不足;城乡差距的扩大,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远不及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而在我国农村居民占多数的现实条件下,必然的结果就是有效消费的严重不足,进而导致经济无法持续健康增长。

经过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2010年11月,世界银行在其出版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复苏强劲,风险上升》中,对后危机时代东亚地区面临的结构性改革的紧迫性再次做了论述,认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致使形势更为明朗,那就是,东亚中等收入国家急需结构性改革,加速转型,从拥挤的中等工业发展经济体中脱颖而出,作为高收入经济体而崛起。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紧接着,该报告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进一步做出如下阐述:“几十年来,拉美和中东的很多经济体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提升价值链和开拓以知识创新产品和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

  2.转型失败论。认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民主政治转型的失败都将导致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主要是指产业升级,以及消费者需求结构的转变,实现升级的必要前提条件是国民收入的中产化。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失败带来的“收入差距陷阱”(胡鞍钢,2011)将会导致消费不足,进而无法实现消费需求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所谓的民主政治转型则是指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始于威权政府阶段,而经济持续的增长进入中等收入的行列后,国民民主与利益诉求比较强烈,要求政治变革的呼声较大,推进由威权政府向民主的转轨。在向民主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及时发展出独立的法律体系和透明的政府机构,就会导致“街头民主”诉求无序膨胀,就可能落入一个“南辕北辙”的局面,就会出现“民主乱象”,掉进“民主陷阱”之中。我们看到最近泰国的“民主运动”,如何发展到“民主乱象”,这意味着以搞“民主为中心”,其结果可能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胡鞍钢,2011)。胡鞍钢(2011)的研究主要从政治转型的失败而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角度进行了生动而有力的分析;而郑秉文(2011)则主要从经济转型失败导致发展中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角度进行了深入而详实的分析,其主要结论是认为经济转型的失败主要原因是转型过程未能抓住和利用有利的外部环境。郑秉文(2011)通过详细分析拉美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以及80~90年代的两次转型,得出拉美国家两次转型合计延迟大约50~70年,尤其第二次转型的延误,从一个侧面成为解释当今拉美国家整体上经济发展始终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的主要原因之一。

综上,“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成功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之后,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人均GDP水平1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但却很少有国家能够顺利进入高收入行列,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他们或是陷入增长与回落的循环之中,或是较长期陷入增长十分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

  3.社会流动性不足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于社会流动性不足。如蔡洪滨(2011)认为,决定一国GDP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流动性。并且社会流动性比其他任何结构性变量如通货膨胀、投资比例、进出口比例等与“中等收入陷阱”有着更为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他认为,事实上政府规模过大、劳动收入比例低和收入分配不均,都只是静态的不平等,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被固化,从而造成动态的不平等,必将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因此,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不是人们通常关注的某些结构性因素,而是保持一个合理的高社会流动性。

在中等收入阶段,有些国家较长时期滞留在下中等收入阶段而难以自拔,有些则较快走出下中等收入阶段,但却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不前。

  4.发展模式缺陷论。一些在突破低收入陷阱时成功的模式具有与生俱来的缺陷,这些缺陷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吴敬琏(2008)通过对超越“贫困陷阱”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一国后续经济发展中的“锁定”机制的分析对发展模式的缺陷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做了细致的论证。他认为,从经济“起飞”到实现早期的经济增长,需要的是提高储蓄率和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增加资本投资,就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就是对这一过程的一个很好的描述。经济增长早期阶段的资本投资可以促使一国的经济很快脱离贫困陷阱,但如果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还继续依靠资本投资驱动经济发展的话,就会带来一系列的不良后果,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首先,持续的高资本投入使得社会经济中资本比重不断上升,这就意味着初次分配时资本所有者所得的比重不断上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二、“中等收入陷阱”国际案例分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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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银行的划分中,高收入组有69个经济体,其中还可分为OECD成员国构成的高收入组、OECD成员国组、OECD非成员国构成的高收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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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组有104个经济体,2009年人均GDP是3348美元,而1960年仅为159美元,年均增长率为4.7%;其中,下中等收入组56个经济体,1960年人均GDP为96美元,到2009年提高到2312美元,年均增长率为6.08%,上中等收入组48个经济体,2009年人均GDP为7284美元,而1960年是340美元,年均增长率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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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组有40个经济体,2009年人均GDP是508美元,1960年是105美元,年均增长率为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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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组经济体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国家人均GDP长期以来没有突破人均1000美元,被认为是“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典型案例;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该地区达1214美元,虽然2009年又滑落到1127美元,但标志着撒哈拉以南非洲整体上已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南亚人均GDP始终低于1000美元,2009年首次达到1040美元,有望于2010年进入下中等收入行列。换言之,在未来几年里,除一些经济体意外,上述两个地区在整体上进入中等收入组已无悬念。

剔除上述两个“迟到者”,中等收入组主要分布在四个地区,即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欧洲与中亚、东亚与太平洋、中东与北非。其中,“欧洲与中亚”主要为转型经济体,其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时间较短,但近年来发展较快,人均GDP从1989年的2278美元提高到2009年的6412美元。

俄罗斯是典型的资源立国的个案,虽然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但波动幅度很大:2005年人均GDP为5337美元,2008年曾一度冲到11743美元,翻了一番多,2009年又大幅回落到8684美元。此外,“中东与北非”在世界银行的统计上有两层含义,一是地理上的含义,包括所有收入水平的经济体,二是仅包括发展中国家即本文使用的发展上的含义,2009年人均GDP为3211美元。

几年来,世界银行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案例国家时,主要将目光集中在拉美、东亚、中东这三个地区。

拉美是中等收入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在其33个经济体中,中等收入就高达28个,其中,下中等收入是9个,上中等收入是19个。近年来,拉美之所以经常被提及并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案例国家,除几乎全部为中等收入国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某些拉美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就已进入中等收入水平。

例如,智利于1971年人均GDP达1097美元,乌拉圭1973年就达1405美元,到2009年分别是9645和9420美元,据预测,这两个国家2011年将进入高收入行列;墨西哥1974年和巴西1975年也分别达到中等收入水平,2009年分别是8144和8121美元;哥伦比亚1979年人均GDP达1063美元,2009年为5126美元。阿根廷是中等收入资格最老的国家,早在1962年人均GDP就达1145美元,但2009年仅为7666美元,不仅大大低于后起之秀智利和乌拉圭,也低于墨西哥和巴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10月的一项预测,在未来5年内,阿根廷人均GDP与高收入标准仍存在较大距离。

截至2011年,拉美地区上述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平均滞留时间37年,其中智利40年,乌拉圭38年、墨西哥37年,巴西36年,哥伦比亚32年,曾富甲一方的阿根廷达49年,几乎为全球之最。

与拉美相比,亚洲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时间较晚;马来西亚和叙利亚分别于1977和1978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2009年人均GDP分别为7030和2474美元;泰国1988年达到1119美元,2009年人均GDP为3893美元;印尼、蒙古、菲律宾刚刚进入中等收入门槛只有几年时间,2009年人均GDP仅为2349、1573和1752美元;最晚的是印度,于2007年刚刚达标,2009年人均GDP是1134美元。越南有望于2010年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至于老挝和柬埔寨,他们还需在低收入水平徘徊若干年才有望踏进中等收入的门槛。

此外,亚洲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显示出不稳定的特点。例如,叙利亚1978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但1987-2000年又回落到1000美元以下长达13年之久;蒙古于1990-2006滑落到低收入“贫困陷阱”达16年时间。

自19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两个半世纪以来,全球230多个经济体中只有60多个成为高收入国家,绝大部分至今还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一少部分仍未走出低收入行列。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一些高收入国家,在半个世纪之前其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如某些发展中国家。

例如,1962年,阿根廷作为西班牙的前殖民地,其人均GDP已达1145美元,既高于其前宗主国西班牙519美元一倍以上,也大大高于其移民主要来源地的意大利990美元;然而,西班牙1969年进入中等收入收入国家行列,1978年跨入高收入行列,2009年人均GDP为31774美元;意大利的增长速度更为迅速,1963年就达到中等收入水平,1975年就成为高收入国家,2009年人均GDP为35084美元;而阿根廷却未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仅为7666美元。葡萄牙作为巴西的前宗主国,1960年人均GDP为804美元,与同属低收入国家。但是,葡萄牙1971年便进入中等收入水平,1987年又进入高收入行列,2009年人均GDP为21903美元,而巴西是8121美元,仍处于中等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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